蒲大义(1916一1973),平昌县喜神乡人,出生在一个9口之家的贫苦农民家庭。他不满7岁就给地主作放牛娃。稍长,又作长工。1933年春,红四方面军在喜神建乡苏政权后,他首先参加儿童团并任儿童团长。同年9月参加红军,被分配到红3l军93师274团3营任通讯员。时逢反敌“六路围攻”,战争频繁。他在兰草、得胜、恩阳河、江口、土门寺等战斗中机智奋勇。1934年初,被调到274团任团部警卫班长。同年4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。之后,随部在参加柳林溪、广元、平溪坝等地的反围攻战斗中,顽强无畏。于次年元月,被选送到红军大学深造。不久,随校参加长征。红大毕业后,调任红五军团任侦察排长。在天全、荣经等地的反攻战中,获敌大量情报,得到首长嘉奖。1936年元月,他入红31军教导大队学习期间转为中共正式党员,结业后,任红31军274团特务连长。随之,参加山成铺、打拉池、天水铺、通渭等战斗;在长胜口伏击战中,他率领全连战士一举全歼敌军一个连。到长征结束,先后参加战斗数十次,负伤8次。
“七七事变”后,蒲大义任八路军129师386旅772团2营7连一排长,随部开赴前线抗击日寇。在山西黎城神头岭战斗中,他以一排兵力,仅半小时打死日军百余人,首次生俘日军5人,因而受到邓小平、刘伯承的表扬,并亲自授予他银质奖章一枚,他领导的排也命名为“蒲大义排”。1938年2月,任772团1营2连连长。在彭城战斗中,旅部为敌包围。他为掩护首长及旅部转移,便带领2连和临时配属的工兵连与数倍之敌激战一昼夜,大部人员壮烈殉国,蒲亦身负重伤,但他仍与幸存的几名人员巍然坚守阵地,致敌寸步难移,保证了首长和旅部的安全转移。战后,彭总下令记功一次。1940年8月,已升任副营长的蒲大义,在山西寿阳松塔镇战斗中,担任掩护李达首长和129师师部机关转移的阻击任务。对垒中,与主力部队失掉联系,在强敌包围下,他抱着又一次负伤的身子,率领仅剩下的5人,边战边撤,沿途收集被敌冲散的同志和伤员100余人。凭这支伤残队伍与敌血战5昼夜后,才会合主力。129师为表彰他的功绩,再次授予他奖章一枚。1941年他晋任772团2营营长,率部参加反扫荡战和百团大战。由于他指挥果断,出奇制胜,受到旅部嘉奖。八年抗战中,他参战百余次,负伤6次,受奖4次。
抗战胜利后,国民党19军17000余人首先发难,进攻山西上党,拉开内战序幕。时任山西独立团团长的蒲大义,奉命配合兄弟部队,奋起击溃敌军。1946年6月,他调任386旅29团团长时,率团投入晋南战役。用美式武器的国民党军恃人多势众,向解放军阵地一次又一次猛扑,他在硝烟滚滚的战火中,一只小腿被炸断。他谢绝卫生员、救护员的抢救,只要过一个绷带缠住血流如注的伤口,继续指挥战斗。1949年,9月,他任18兵团62军186师师长时,率师参加太原战役。太原解放后,奉命向西北的甘肃、青海挺进,转而由陕入川投入解放大西南战斗。刚一解放成都,即挥师越过二郎山,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解放康定城。接着,兼任康定军分区工作,率师及时歼灭叛匪,受到兵团通令嘉奖。旋而入黔东南剿匪,历时半年,经百余次大小战斗,歼灭土匪3万余人、缴枪1.2万余支,解放土匪盘踞的20多座县城,肃清了黔东南的匪患。
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,在南京军事学院深造的蒲大义,率所部186师赴朝参战,抗击了美军的多次进攻。1954年,他升任16军副军长。朝鲜战事结束归国,又再入南京军事学院继续学习。
蒲大义在战火纷飞的革命战争年代,为国为民流血负伤,屡立战功。中央军委于1955年授予他大校军街。1961年晋少将,并授予三级八一勋章、二级独立自由勋章、二级解放勋章各一枚。他从学院毕业后,受命为西南军区昆明炮兵司令员。受命之日即奔赴昆明部队驻地,在大山脚下组建起炮兵部,从而祖国南疆有了一支铜墙铁壁的“保护神”。其后5年,昆炮划归昆明军区时,他任该军区副参谋长,分理特种兵部队的教育训练工作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后,他受冲击而被迫离开岗位。1969年底,中央军委决定组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,调他任兵团第一副司令员,负责全面工作。他不顾多伤多病的身躯,拖着一条二等残疾的伤腿,带上家小来到热带地区的云南思茅。他征尘未扑,便同战士一道搭油毛毡棚;机器未到,又同战士刀耕火种。以极短时问组建起兵团部。各级领导机构亦相应建立,并开展工作,全线转行到生产建设。
时年的思茅,荒凉、旷野,人烟稀少。3000里橡胶林与杂树野草为伍,飞禽走兽出没其中。兼之交通梗塞,燥热多雨。但蒲大义在这许多青壮年难以忍受的艰苦环境面前毫不畏葸,永葆革命战争年代艰苦奋斗的青春,常与战士共一食堂吃饭,一道排队购物;遇有困难,首先想到的是干部、战士。在兵团创业的日子里,干部和战士的毡棚常遭大风、冰雹袭击成灾。每当灾情发生,他就急奔灾区察看灾情,妥善安置受灾同志后才去收拾自己受灾的“家”。
偌大的思茅地区,分驻兵团上百个大小单位,在短短3年里,蒲大义走遍了所有单位和3000里胶林。1973年2月,他终于劳累过度,病倒在床。兵团同志千方百计将其刚从死神中夺过来,他又投入繁忙的工作。4月18日,他口噙药片,参加兵团党委会议,由于积劳成疾,引发心肌梗塞,抢救无效,于翌日逝世。中央军委特例授予烈士称号。